近年来，国内出版业的图书品牌层出不穷，这些图书品牌各有各的运转方式，但无疑都是现阶段出版业求新求变、适应新的时代环境的一种方式。

　　版话儿继续为您推出人文社科出版品牌掌门人报道，记者采访了“六点”图书品牌、中信“新思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品牌 3家人文社科图书品牌的掌门人，请他们讲述自己的出版理念及心路历程。

　　“六点”掌门人倪为国：好编辑心中要有作者

　　从上海人民出版社到上海三联书店，从创立“六点”学术出版品牌到掌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麾下一支学术出版劲旅，从业30余年，倪为国策划出版的学术著作和国外经典译著不下数百种，然而，采访中他侃侃而谈的是曾经交往的作者和译者，他说，自己最大的幸运是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倪为国坦言，对一个编辑来说，最重要的是作者，“好编辑心中一定要有作者”。

　　编辑最大的财富是作者

　　2018年，期待已久的重磅经典《国王的两个身体》，在原作出版60年后终于迎来首个中译本。读者在阅读这部体量厚重兼学术厚重的著作时发现，译者有着极好的学养和翻译经验，且背后还有许多译者参与，不仅将该书在文献引用方面的大量拉丁语信息保留在注释之中，而且为了保持完整，注释篇幅比一般著作还要长。“这是我们‘六点’的长处，再难的学术书，我们也能找到作者。”倪为国不无自豪地说。

　　事实上，发现作者、培养作者是倪为国编辑职业生涯中最为自豪的一笔。“六点”出版的《布里格手记》，是我国内地首次直接译自德文的里尔克唯一小说作品，翻译难度相当大，而这个作者就是倪为国发现的。“作者在德国给我写信，传来部分书稿和一篇她写的到里尔克墓地的散文，相当有水平，我就鼓励她一定要把书翻译出来。目前，她已为‘六点’翻译了《希腊化史：亚历山大大帝》，即将出版的还有《〈伊利亚特〉和她的诗人》。”倪为国说，越是年轻的作者，一旦发现，就要不计成本地挺他、鼓励他。

　　倪为国认为，编辑最大的财富是能获得作者及作者的信任，借此亦能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比如创立“六点音乐”图书品牌，便是因为一次偶然机会，结识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教授，相同的志趣，让两人相谈甚欢、一见如故，遂共同策划了“六点音乐”，进而又团结了一批音乐理论界人士。据悉，“六点音乐”目前已出版了《古典风格：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论巴赫》《反思音乐与音乐史》等20多本译著，被誉为改革开放以来汉语学界最有影响力的音乐书系。

　　“六点”承载着学术出版理想

　　“六点”是倪为国2003年创立的学术出版品牌，加盟华东师大出版社后成立六点分社，致力于高端优质学术图书出版。作为六点分社社长，倪为国说，“六点”的品牌有三层意思：第一层，在时钟上，六点钟的时候，时针、分针合成一竖，平分表盘，不偏不倚，表示公允；第二层，在汉语中，六个点是省略号，象征无限和绝对，表示我们追求一种绝对的真理，拒绝虚无主义；第三层，在军事术语中，六点即原点，隐喻在思想的战场风雨变幻，我自岿然不动，不跟风、不盲从。

　　“‘六点’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编辑立场，抑或是理想，如何做好学术书，应该引进什么样的书、选择什么样的作者意味传达什么样的思想。”倪为国介绍，“六点”最重要的学术品牌“经典与解释”系列，就是遵循这样的标杆，10余年来累计出版了近400种，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倪为国看来，经典必须要解释，经典的魅力也只有在解释中才能得到印证。

　　“六点评论”是“六点”2011年创立的原创学术书品牌，其学术旨趣就是关注中国问题，重铸中国故事。征稿明确每本书提出回答一个问题、解读一个文本或一段历史、研究一个人物或一个事件；每本书的篇幅也限定在5万至7万字。倪为国希望用“六点评论”来倡导一种新的文风，改变目前汉语学术界动辄篇幅数十万字甚至逾百万字的学风，给优秀的学术论文以出版单行本的机会。“原创的形态就是一种论文，而不是书。历史上许多学者、思想家最具影响力、传播力的思想成果，往往是论文而不是‘大部头’。”

　　目前，六点图书品牌已形成了“经典与解释”“六点音乐”“六点评论”等产品矩阵，每年的新书品种也从最初的10余种，发展到今天的近80种，累计出书千余种。倪为国介绍，从2019年起，“六点”会关注一个新的领域，即非洲和非洲问题，涉及非洲语言的小说、诗歌、文化、历史；旗下“轻与重”系列也将推出2.0版的“快与慢”系列，更关注古今之变带来的古今之争、古今之辩，进一步提升“六点”的品牌。

　　出版是需要有理想的行业

　　倪为国曾直言，在今天秉持商业理性的编辑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编辑，因为书与其他商品最大的不同是：书，不仅仅是为了消费，更重要的是教化。

　　据悉，“六点”创立初期，曾做过一本悬疑小说，一连印了5万本，当时整个编辑部都很兴奋，却给倪为国带来莫名的困惑，因为他觉得这是一本人人都会冲着利益去做的书，这样的小说是完全无法承载理想的，背离了初衷。倪为国后来果断拒绝了作者的第二本书。

　　同样是“六点”创立初期，倪为国启动了《徐梵澄文集》的出版工作，很多人不理解，徐梵澄学贯中西，是兼及中、西、印三大文明的学术大家，但是对大众来说，他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是倪为国做了。到目前为止，《徐梵澄文集》已出版16卷，几乎包含了徐梵澄所有的著作、译作。也许是天道酬勤，一本向印度乃至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的《孔学古微》，在出版中文版后，未经宣传，却令人欣慰地入选年度“中国好书”。

　　倪为国说，背负理想进入出版业的编辑要打好两场仗，其一是与自己的战争，在舍商业之理性与得文化之理想之间博弈；其二是与作者的“战争”，以己之立场“俘获”某一领域的专家。“我很幸运，因为我遇到了中国思想界许多一流的学者，也遇到了华东师大出版社这样好的‘娘家’，让我这么多年能一直遵循着自己心中的标杆和立场，沿着自己的文化理想一路走到今天。”回忆过往的人与事，倪为国充满感激之情。

　　“新思文化”掌门人张益：出版就像在做建筑

　　在很多人看来，大部头的历史书似乎和畅销无缘。然而出版业有这样一个品牌，它所出版的图书则会打破你原有的看法。无论是之前的《从黎明到衰落》，还是现在的《企鹅欧洲史》，创立于2015年年初，隶属于中信出版集团的“新思文化”品牌，正按照年轻读者对世界的感知需求，策划出版一部部的人文社科精品。

　　作为“新思文化”的掌门人，张益希望服务于拥抱世界、渴望改变的年轻读者，满足他们对精神产品的需求。在他看来做出版，就像做建筑，一本书就是一块砖，一本书就是一块瓦，出版单位就是在用这一砖一瓦，搭建出一个大家都能进入的公共精神空间。而只要将这个有着独特精神气质的公共空间展示在大家面前，这个品牌或许就成了。

　　掌握文化与商业间平衡

　　张益告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他进入出版业完全是机缘巧合，然而他庆幸这个巧合，因为这让他找到了可以奋斗终生的事业。张益的第一份编辑工作是在新华文轩北京出版事业部，主要负责哲学与历史图书。在文轩的3年，让他初步了解了出版行业，掌握了基本的编辑技能。后来他又去了博集天卷，其间策划了畅销书《省委班子》。在博集天卷短暂的工作经历，让他学习了民营出版市场化的运作方式。

　　2010—2011年，张益离开出版界两年进行个人创业，除了体会到创业的不易，他也知道自己心中所爱。2012年，他回归出版并进入中信出版集团。以历史为主要出版方向，他策划出版了《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战后欧洲史》（托尼·朱特）等，通过策划、文案、营销等环节进行价值提升，张益让这批史学经典著作成为人文社科品类的畅销书。

　　2015年年初，中信出版集团开始进行“举手制”项目改革，鼓励年轻编辑“举手”，从原来的编室出来成立新的编室。那个时候，他到中信出版集团快3年，在历史图书出版方面做得不错，展现了一定的编辑能力。为了获得更大的选题自主性，并打造构想中的出版品牌，张益申请成立了“新思文化”。

　　掌握文化与商业间的平衡是新思文化一直的追求。“‘新思文化’要做有品质的大众出版，出版方向是人文社科和科学新知，选题内容来源以译著为主。”张益介绍道。

　　在内容规划上，出于商业考虑，张益从自己熟悉的历史图书出版入手，用2—3年先建立起“新思文化”在历史领域的市场地位。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新思文化”在品质上没有任何妥协。张益告诉记者，做有品质的大众图书，重视内容品质和形式美感，在出版过程中展现编辑价值，力求挖掘出每本书最大的价值潜能……这些都是“新思文化”出书的自我要求。

　　为同龄人做书

　　据张益介绍，“新思文化”的编辑都是“80后”“90后”。“可以说，我们是为自己做书，为自己这一代的同龄人做书。”张益骄傲地说道。

　　到目前为止，“新思文化”出版了近100种图书，涉及人文历史、科学新知、哲学普及三个方面，编辑部从世界史到中国史，从人文思想到科学普及，慢工出细活，一本书一本书，终于搭建出了这个公共精神空间的雏形。

　　在张益看来，“新思文化”发展真的是从0到1。回头来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2015—2016年的起步阶段“活下去”，到2017—2018年的积累“找活法”，再到现在“找未来”，“新思文化”的发货码洋也从2000万元升至近6000万元，2019年的目标是9000万元。

　　不过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新思文化也遇到过发展困境，比如在创立之初的招聘问题。

　　张益告诉记者，“举手制”给予出版品牌负责人非常大的选题自主性，但招聘到与之匹配的人才并非易事。“‘新思文化’因为是全新的编室，立项半年后才找到第一个编辑，一年后整个编室才有了三四个人。”

　　等到人员基本齐备后，新思文化面临的新困难就是如何提升团队能力。按照张益的话说，就是如何贯彻执行“新思文化”的做书理念，塑造团队对自我的认知与想象。

　　为此，“新思文化”在翻译质量、策划思路、产品形态等各方面建立“新思品质”标准。在翻译方面，成立翻译评估小组，建立译者库，希望甄选出高效又优秀的译者长期合作，着力提升翻译品质。在策划方面，着力提升编辑对内容理解把握能力和文案写作能力，深度呈现内容价值，力图挖掘出每本书的最大潜能。而在设计方面，从字体、字号开始，研究内文版式，确定基本的版式框架。“我们希望带给读者最好的阅读体验，我们力求通过装帧设计提升图书品质，并寻求‘新思文化’一贯的整体设计风格……”

　　对新知识要有开放的心态

　　作为编辑，张益相信时间的力量：“时间的累积带来成长，带来无可取代的经验，在每个人身上孕育不同的果实。”

　　在时间的洗礼下，张益对于编辑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编辑是一条探索、自我构建之路。在出版的过程中，我们磨炼技巧、寻找方向，更重要的是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出版观念，并通过图书展示在读者面前。”

　　在张益看来，出版工作应该有“工匠精神、产品意识，专业态度、价值追求，商业思考、用户思维”，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知识大融通的时代，对新的知识要有理性开放的心态。

　　张益回顾过往10年的编辑生涯，发现他对自我的认知发生了一些变化。“起初，我将编辑的角色定义成助产士。我要帮作者将他的思想与创作带给读者，带给社会。后来，我觉得编辑也可以是策展人。我选择作者，甄选内容，提出观点，与时代和这个世界对话。”出版人能够将不同的作品、不同的作者整合成一个系列，将其像艺术品一样进行策展，传达出我们作为出版人对社会阅读需求的回应。“比如，我之前做的‘中信史学大师畅销经典’系列，某种意义上刺激了社会阅读史学经典的需求。”

　　现在，张益更多将自己看成“孵化”新编辑的老编辑：“尽我所能，协助对出版有热情的年轻编辑找到自己的出版方向，找到属于他们每个人的编辑价值。”

　　“守望者”掌门人沈卫娟：向着心中的 “灯塔”出发

　　创立不足两年的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品牌，可谓是众多图书品牌中的“新兵”，但是这个追求品质与美感的图书品牌，却如同一朵顶着朝露的荷花，深植于金陵古都这片文化沃土之中。作为“守望者”品牌掌门人，南京大学出版社文化图书编辑部主任沈卫娟认为，“守望者”既是年轻的，也是厚重的。因为它所承载的，是编辑部一群年轻编辑的出版理想和职业追求；所依托的，则是南京大学出版社在人文社科类图书领域10余年的积累和沉淀。

　　塑造鲜明突出的图书形象

　　成立于1984年的南京大学出版社，在高品质的引进版图书出版方面已经耕耘多年，涉及的方向包括文学、传记、学术思想等，推出了“精典文库”“外国文化名人传记”等系列，以及《刺猬的优雅》《致D》等畅销书。

　　“虽然与其他人文社科类图书品牌相比，南京大学出版社在这一板块的图书体量不算大，名声也没有那么响，但多年来无论是选题方向，还是装帧设计，都自成一格，也积累了相对稳定的读者群。”沈卫娟告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

　　2014年，沈卫娟接手南京大学出版社文化图书编辑部，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她开始思考，如何让读者更迅速地认识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品牌，记住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如何在承续出版社已有的资源优势的同时，求新求变，让图书的影响力更集中、更有力？

　　于是，打造图书品牌的想法渐渐在沈卫娟心里萌生。“打造品牌如同建造一座城堡，外部有整体的形象，内部有独立的房间、较为清晰的图书方向，能让图书品牌形象更为突出和鲜明。”沈卫娟说道。

　　2017年，伴随编辑部人员力量不断壮大，沈卫娟心中的图书品牌得以问世，并被命名为“守望者”。“我们选定‘守望者’这个名字，凝聚了编辑部每个成员的不同理解。”她表示，有人立刻联想到塞林格笔下孤守麦田的理想主义者；也有人认为蕴含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珍妮特·温特森的《守望灯塔》中对人生意义和自我价值的探索与坚守，品牌“到灯塔去”的理念也由此确立。

　　作为一个进入出版行业12年的编辑，最打动沈卫娟的还是“守望”两个字所代表的职业初心。“这与我内心对书籍、对文字的执着和热情相契合。”沈卫娟说，“守望者”的英文Logo是eye（眼睛），发音与“我”（I）相同，意指用自我之眼观看世界，既有守望之期许，亦有洞察之自勉。

　　面向大众而不单纯追求市场效益

　　可以说，“灯塔”既是“守望者”的品牌理念，也是沈卫娟在编辑工作中的执着追求。就在“灯塔”建立之后，沈卫娟和小伙伴们开始“悄悄地”把Logo放到书的封底，系列书名放到勒口上。

　　“那个时候虽然有方向，也有一定的选题储备，但还做不到一下子推出多个品种，不好意思大声说我们要做一个图书品牌，只能是用心地把书一本一本做出来。”回想两年前的情景，沈卫娟记忆犹新。

　　正是在这种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下，“守望者”品牌目前出版的文学、传记、社科类图书已有20余种，且大多收获了良好的口碑，其中《加缪传》获2018年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

　　在沈卫娟看来，“守望者”成绩的取得，与南京大学出版社多年来对图书品质的坚持密不可分。“这个品质不仅仅指内容本身，也是指这本书在某个方面的重要性——文学性、思想性、学术性等。”她表示，“守望者”坚持的也是如此，依托大学出版社的平台，面向大众市场而并不单纯追求市场效益。

　　因此，在“守望者”已经推出或列入出版计划的选题中，不乏部头很大而读者面却比较窄的作品，比如法国著名思想家莫里斯·布朗肖的传记。这样高端且不落俗套的图书，也正是“守望者”的品牌特色所在。

　　目前，“守望者”的选题方向以引进版的人文社科类图书为主，依托社内积累的行业资源，下设文学、传记、镜与灯系列。其中“守望者·文学”系列主要收入外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成长之路上重要的或者特别的作品，篇幅适中，文艺而又耐读；“守望者·传记”是名家传记、回忆录系列，目前以作家、哲学家为主；“守望者·镜与灯”是文学评论方向的板块，其特色在于视野并不局限于文学，而是把文学评论与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类的命运相结合。

　　寄托年轻团队的出版理想

　　采访中，沈卫娟用“刚启航的一叶小舟”来形容“守望者”，因为“相较于市场上众多优秀的图书品牌，无论是产品数量和质量、品牌影响力，还是选题结构、团队管理，‘守望者’都任重而道远。”

　　不过，任重而道远也意味着希望与未来。“守望者”目前团队成员有6人，除两名“70后”编辑之外，其余多是入职一到两年的“90后”编辑。年轻团队的活力与创造性在“守望者”选题方向的拓展上得以体现。

　　“她们的专业虽然有中文、英语、法语、新闻，但共同的爱好是文学，共同的理想是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选题方向，所以‘守望者’最初规划的板块几乎都与文学有关。”沈卫娟表示，随着工作不断推进，她们开始发现在文学之外，对这个世界还充满好奇，对这个社会怀有观察和探究之心。于是，在坚守“文学基因”的基础上，“守望者”开始向“物灵”与“社科”方向拓展，比如即将推出的“守望者·物灵”系列中的《世间万物》《乌鸦》，就是文学性与科学性有机结合的作品。

　　作为团队负责人，沈卫娟鼓励每个编辑在“守望者”品牌的方阵中寻找自己的阵地，或专注于一两个选题方向，勇敢探索，耐心积累；或做一个火车头般的责任编辑，能够从头到尾把关书的每个环节，尽可能把编辑的创意和用心注入其中；或专注于宣传营销，做品牌影响力的推手。

　　“有方向，有空间，有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两年下来，团队每个成员都在快速成长。”沈卫娟欣慰地表示，这种成长，托起了“守望者”这个图书品牌，向着心中的“灯塔”出发。未来，这种成长，也会让“守望者”品牌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