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28届香港书展在进行中。“名作家讲座系列”迎来众多作家轮番登场，包括韩少功、朱天心、叶辛、周梅森、王潮歌、许知远、路内、周兵、刘克襄、杨泽、欧阳应霁等。

　　7月20日上午，韩少功以“文学经典的形成与阅读”为题与读者展开交流。他认为，“评价经典要在它诞生三十年之后，”他援引卡尔维诺的一句话：“经典不是我们正在读的书，而是我们正在重读的书”，如果一本书三十年后还在不断地被重读，那就是靠谱的经典了。

　　韩少功在讲座中指出，文学的经典化需要借助文学史、辞典等权威工具，但同时，文学之外的力量也在操控。市场、政治、宗教因素在不同时代起着不同的作用，但最重要的力量还是知识精英的偏好和选择，因为文学史由他们书写和传播。

　　他将文学之内和文学之外的力量，分别比喻为一双看得见的手，和一双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做加法，看不见的手做减法。”但文学价值的体现，需要一个漫长的研究和争议的过程，随着时间推移，文学之外的力量会逐步消减，最终丧失。世道人心会让作品回归它应有的地位。

　　而什么是衡量经典文学的标准?韩少功总结了三点：创造的难度、价值的高度、共鸣的广度。共鸣的广度不以销量定夺，要看是否具有跨越时间、空间、阶级和文明的吸引力，“最好的作品一定是人心相通的桥梁，能让整个人类的内心为之震颤、为之感动。”

　　韩少功在讲座后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南都：在传统写作之外，网络文学、类型文学是否也存在经典化的过程?

　　韩少功：网络文学里肯定也有高下之分，肯定也有一些作品有成为经典的潜质。不能因为介质不同论高下，纸媒发表的作品都是好的吗?泡沫和垃圾也很多。所有载体当中，真正好的作品大概只占10%左右，重要的是下功夫、把活儿做好。我对网络文学抱以很大的期待。

　　南都：相比小说，近年来你的散文、思想随笔产量丰富，能说说原因吗?

　　韩少功：人们习惯从作家的变化里找出深刻的含义和深远的预谋，但作家不是按照一个严密规划来写作的，他们喜新厌旧，不做重复的事，变化是不讲道理的。其实到了我这个年龄，多一本书少一本书也无所谓，我是凭兴趣办事。

　　至于散文和小说的选择，有时候出版散文比较方便，有时候以小说表达某一个题材更合适。我以前说，“想不明白的写成小说，想得明白的写成散文”，思想随笔必须说得很明白不能含糊，但小说不承担这个义务。《红楼梦》到底是什么主题，争论了几百年也不清楚。

　　南都：你是否对当年《马桥词典》那样的文本探索的兴趣淡了?像是当年也有一批先锋作家纷纷降低了对文本实验的努力，你觉得，类似的先锋精神在今天年青一代作家中还有回响吗?

　　韩少功：这种转向不排除有为了找回读者群、迎合市场的因素，但不完全是这样。每一种实验，提供给人类的教训会长期存在。不能说现代主义消失了，现代主义就死亡了。现代主义消失了，也许现代主义就永生了，它融化到其他各种文学的创作手法和技巧里，这样理解会更好。三十年前的先锋作家们，当他们通过早期的先锋实验以后，已经改变了自己，先锋变成了血液，在悄悄流动。文化的事情只有加法没有减法，不会有完全消失掉的东西。

　　南都：你现在每年有一半时间待在乡下，你也说过“寻根要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和过去不同，你如何看待今天的知识分子自主选择回归乡村的生活方式?这对年轻的创作者有何积极意义?

　　韩少功：浮躁肯定是文学的大敌，我选择乡下，因为我不好热闹，每当从人多的地方出来，就感觉自己智力大不如前。

　　现在所谓的城市人大部分是城一代，和农村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回归农村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我们的文化和生活。城乡之间的碰撞对写作人来说尤其重要，作家最好不要在文人圈里待，精英阶层之间的过多交流，很容易陷入一种同质化的封闭。我喜欢和文学圈之外的人打交道，比如商人、农民、工人，我觉得他们的知识都是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是原创性的。而文人圈里的知识很多是二手的、三手的。

　　南都：在这个强调有用的时代，对人文学科的质疑声音多了起来，尤其在全球性的经济、社会危机面前，文学是否还有能力回应随之而来的人类精神困境?

　　韩少功：自古以来，以文学谋生都存在危机。所以有很多悲观的人说，人类几千年来，这么多文学还不够吗?该好的还是好，该坏的还是坏，贪污犯罪也没少，你说文学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好像很有道理，但这样的质问也可以针对其他学科，怎么就要文学独自承担这么沉重的任务呢?好像不公平。

　　文学无法把我们带入理想的天国，但它最起码可以阻止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坏。哪怕一个恶棍、罪犯，也有文学的需要，也有泪流满面的时刻，也有想象和回忆，也有柔软的一角。但今天，很多人文的问题重新交给宗教信仰来解决，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自己有问题，身为写作者我们要反思，为什么文学失去了吸引力和感召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