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西方社会的娱乐庸俗化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沈大力

2017-11-22

  法国20世纪有影响的作家兼文化活动家安德烈·马尔罗生前曾经预言:“21世纪将是精神的纪元,或者恰恰相反。”马尔罗指望靠精神因素使人类摆脱物质主义束缚,获得生命的新鲜气息。另一位法国现代作家罗曼·罗兰——《欣悦的灵魂》和《内心旅程》作者——跟弗洛伊德交谈时,提出“生存的海洋感情”,主张克服对大自然的役使,恢复“自然的和谐”,达到心灵愉悦。

  然而,西方社会进化至今,精神似乎在“退化”,或曰“蜕化”。庸俗无所不在,看看西方国家的电视,为追求收视率,无所不用其极,竭尽庸俗之能事,在欧洲尤以巴黎、罗马等大都会为甚。

  笔者曾出任法国《两世界杂志》编委数年。这家期刊始创于1829年,为典型的精神贵族文坛。巴尔扎克、乔治·桑和波德莱尔等名作家的小说和诗歌首先都由它发表。今春法国总统大选,由于右翼候选人弗朗索瓦·菲永的夫人贝内洛普被指控每月在《两世界杂志》领取五千欧元编辑费“干薪”一事,媒体闹得沸沸扬扬。一日,主编米歇尔·克雷班召集编委会,出席的有法兰西学院院士马克·朗勃龙、夏朵勃里昂博物馆馆长让-保尔·克莱芒、英国文学研究专家让-彼埃尔·诺格雷特等二十来人,都是巴黎文论界和传媒业的佼佼者。当晚讨论杂志选题,编委纷纷发言,一致提出“当今世界庸俗为患”,要出一期揭露“庸俗”现象的专号。马克·朗勃龙激动地断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庸俗的纪元里!”

  今年五月号《巴黎佳人》杂志刊出关于时尚的专题社会普查,以醒目标题宣称:“秀雅致似已不再时尚。诸多‘线网女’取代了2010年的窈窕淑女。欢迎加入庸俗圈!”

  最近一幅圣罗兰时尚广告也表明,庸俗总脱离不开具有强刺激倾向的特征。该类女模特新浪潮在即时传像网“照片墙”上泛起,已为各模特公司所接受。过去被视为“俗气”“不得体”的庸俗形象,现今在“照片墙”上风靡全球。“线网女”们纷纷粉墨出场,俨然以这种正宗“垃圾美学”化身自居。

  对普通民众,“庸俗”究竟是什么概念?《巴黎佳人》杂志记者对路人进行了一番采访。22岁的大学生沙莱娜回应:“女孩穿紧身衣露出肚脐,一般来说想挑逗人。男士在街上按汽车喇叭,或是向女子吹口哨勾引那种劲头,都相当俗气”。30岁的养路工雅尼克附和道:“牛仔裤腰系得很低的样子也不雅。美国人穿T恤衫,还要敞开,俗不可耐。”65岁的莉丽是位退休面包师,她直言不讳地说:“庸俗惹人恼火。裙子短到齐臀,无异挑衅,我的几个侄女竟然也穿着超短运动裤在地铁里逛荡,实让人汗颜。”出租车司机查理51岁,阅人颇多,干脆表态:“俗气是不礼貌。在大街上无缘无故跟陌生人搭讪,行为恶劣。我倒不讨厌一个穿迷你裙的姑娘。‘庸俗’是针对那些根本不讲礼貌的人。”

  看来,庶民并非都“尚俗”。可“庸俗”毕竟是当今社会一种普遍现象,让娱乐圈的主持人附庸随俗。著名专栏编辑瓦奈莎·布赫柯拉弗虽然对年收高达5300万美元的艳星吉姆·卡达什安的媚惑力持怀疑态度,但也无可奈何,承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推崇的雅致,今天已风光不再。”她指的是像科西嘉女影星蕾迪霞·科斯塔一类的女偶像,以往被女性杂志追捧,如今却已淡出大众眼帘。相反,乘全球化之风,一些妖冶的形象飞速从互联网飘落到寻常街巷。

  昨日的雅致被今朝的庸俗取代。T型台上占显著地位的,是庸俗潮的始作俑者,“巴尔曼军团”经典品牌创意总监奥利弗·鲁斯汀,他精心策划,蓄意遴选光彩俗气的浮华女模特,将昔日的文雅潇洒一扫而光。在此可仅举一例,声名鹊起,24岁的女性拉普公主诺佳从纽约出道,薪酬丰厚,在“照片墙”网络上的订户达到二十万之多。她真名迪斯蒂尼·弗莱斯奎利,跟几位名模一起为2017年春夏时装表演点缀,摆出所谓“公主”妖姿,令一些观众对这位新美国“拉普女王”目瞪口呆,连呼:“庸俗,下流!”

  苏格兰作家伊赫文·威尔士新近发表了以迈阿密为背景的小说《暹罗姊妹》。他在接受法国《非摇滚》杂志采访、谈及“毒瘾”问题时表示:“我写的每一本书都谈到现时我们这个世界的过渡现象。世界正从一个劳动社会转化为一个消闲社会,从一个创造财富的社会变为一个产生概念客体的社会。随着机器占据地位,留给我们做的事情越来越少。许多人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感到自己过时,已经无用。为填充空虚感,他们陷入种种依赖。依赖正是对我们生活虚空的反应”。伊赫文·威尔士谈的是人们对不同“毒品”的依赖,而其中的顽症恰是“庸俗”。

  庸俗经济学家们声称“庸俗”是一种“进化”。持有这类“进化论”的世俗之辈,忽视精神与物质的矛盾,否认物质丰盈里存在着精神贫困,企图通过娱乐休闲,以无思无虑来抵消精神空虚带来的社会异化。从某种意义上看,极端庸俗化的“纯娱乐”是造成“依赖”的重要因素,等同于形成“毒瘾”的鸦片,在超消费的物化社会里很难、甚至不可能戒除。然而,早在十七世纪,法国贤哲布莱兹·帕斯卡已发表《思想录》,提出“信仰高于一切”的见解。在论述社会需要“娱乐”的现象时,他强调了“娱乐”产生的异化,告诫后世:“贫困中,我们唯一的安慰是娱乐。然而,娱乐却成了我们最大的贫困。”昔人忠言,今当慎思之。

  《光明日报》( 2017年11月22日 13版)


责任编辑:惠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