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学家群体的加入极大促进了中国出版的国际化发展与本土化建设。由中国主导的诸多国际出版合作机制激发汉学家的传播主动性与传媒角色赋能，促使该群体在中国出版国际传播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愈加突出，在中国主题图书的选题策划、内容编辑、专业化出版，以及中国主题数据库建设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就。全面阐释这一群体独特的、多元化的国际传媒角色，对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汉学家出版“走出去”中国主题图书国际传播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汉学家口述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史：图文音像数据库建构”（20&ZD330）阶段性成果，原文刊发于《编辑之友》，题目为《融中外之智：汉学家传媒角色赋能助力中国出版“走出去”的价值阐释》。

　　作者信息：李佳，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世界汉学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汉学、国际传播；徐宝锋，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主任、汉学与中国学学院院长、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汉学、比较文学、国际传播。

　　随着中国图书版权输出总量大幅提升，中国出版机构全球布局范围不断扩大，中国主题图书正在成为国际出版市场新的增长点与热点，如全球图书市场上出现莫言作品的“诺奖热”、《解密》的“谍战热”、《三体》的“科幻热”等，这一切“热”的背后都有着汉学家群体的翻译力量与传播贡献。正如莫言在接受采访时所言：“翻译的工作特别重要，我之所以获得诺奖，离不开各国翻译者的创造性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原创还要艰苦。”莫言称赞瑞典的陈安娜、美国的葛浩文、日本的吉田富夫等翻译家、汉学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1]在中国出版“走出去”政策支持下，由中国主导的同海外汉学家开展国际出版合作的诸多机制相继建立，促使该群体在中国出版国际传播进程中的角色发生转变，被赋予更多的传媒角色。与此同时，国内学界与业界对海外汉学家这一群体也给予充分关注，但从现有研究成果看，从翻译或译者行为视角进行研究的居多，对相关合作机制进行系统性梳理的较少，对汉学家群体传媒角色及传播价值认识相对不足。本文以汉学家媒介角色和传播价值为研究焦点，阐释汉学家①的多元化传媒角色及合作价值，总结汉学家助力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相关成功经验，对其发挥的独特作用进行全面阐释。

　　一、国际出版合作机制激发汉学家传媒角色赋能

　　汉学家群体的特殊性在于其兼通中外两种语言与文化，以他者视角从事中国文化相关问题研究，具有丰富的中国知识储备与学术经验积累。传统观念中汉学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化传播者。准确地讲，他们是中国经典文化的外国书写者、翻译者或专业研究者，因为传统汉学家的主要工作是从学术层面对中国图书进行翻译，或者对中国问题进行“跨文化对比与阐释”，因而中国文化更多是在汉学家无意识传播的情况下进入西方的，并且汉学家笔下的中国文化往往只是由外国知识精英等少数群体“专享”，中国文化知识更多呈现在学术性、专业性极强的学术报刊与专著中，并未成规模、成体系地通过媒体进入普通大众群体的视野。随着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中外文学出版翻译合作研修班”等项目相继推出，这一汉学传播问题得到明显改善，以加强与汉学家合作为导向的中国主题国际编辑部机制、平台孵化机制、专项工程资助机制等陆续形成。

　　其中，国际编辑部作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一种新模式，以中国出版机构为主导，通过整合海外出版机构与汉学家资源，与其共同策划、编辑出版具有针对性的中国主题图书。[2]与设立海外分社相比，国际编辑部的设立可以极大降低海外风险，投入成本也达到最优。[3]据统计，2016年至今，中国外文局等15家出版集团在海外相继成立110家中国主题国际编辑部。以2017年成立的“中译—普拉卡山中国主题国际编辑部”为例，该编辑部由中译出版社与印度普拉卡山出版社、印度汉学家狄伯杰三方共同成立。[4]汉学家狄伯杰作为联合创始人负责中国主题图书在印度的选题策划、内容审校等出版相关工作，其负责出版的藏族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何建明的《根本利益》两本书的印地语版在印度市场取得成功，成为中国主题图书进入印度的标志性案例。

　　在平台孵化方面，2015年成立的中国文化译研网作为国家级中外文化互译合作平台，聚焦对接国外汉学家资源与出版资源，协助中国主题图书走出国门进入世界。截至2023年3月1日，中国文化译研网已联络103个国家、覆盖63种语言的5012名汉学家、译者、出版人，并与2030家出版社、协会等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成功孵化894个项目，共计输出5210部中国作品。[5]2019年中宣部“当代作品翻译工程”重点项目《中国文化知识辞典》的多语种翻译、出版与传播，在该平台孵化的12个国家120余位汉学家的协助下顺利推进。该书的俄语版、阿语版、蒙语版经过3年时间完成翻译并成功出版，分别由俄罗斯埃克斯莫出版集团、埃及阿拉比出版社、乌兰巴托Admon出版社出版，其余9个语种版本目前均由汉学家群体主导翻译与版权输出等工作。

　　在专项工程资助方面，国家新闻出版署等相关部门自2004年陆续推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4）、“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工程”（2009）、“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9）、“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丝路书香出版工程”（2014）、“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2019）等专项出版工程，拨付资金用以支持中国主题图书的对外翻译、出版与传播，极大地调动了海外汉学家参与中国主题图书世界传播的积极性。在各类专项工程的资助和支持下，汉学家成为外聘专家或合作对象。“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就有多名汉学家，如墨西哥汉学家莉莉亚娜负责中国主题图书在整个西班牙语世界的策划与推广工作等。

　　可见，国际出版合作机制的建立赋予汉学家更多的传媒角色，使其在中国出版“走出去”进程中不再仅仅扮演单一的译者角色，还参与到中国主题图书海外出版的选题、编辑、策划等出版工作中，实现了单一化的译者角色向选题策划编辑、内容编辑、职业出版人等多元化传媒角色的转变。这一转变充分体现了中国出版国际传播的独特文化现象，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效率与质量。

　　二、汉学家在中国出版“走出去”中的多元化传媒角色

　　汉学家群体的多元化传媒角色工作几乎贯穿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整个发展进程。围绕中国主题图书的海外出版与传播工作，汉学家既是中国主题图书优秀选题的策划者，也是高质量内容的编校把关者，有的汉学家更是创办专业化出版社，成为中国主题图书的职业出版者。

　　1.中国主题图书优秀选题策划者

　　出版选题作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工作起点，决定着一本图书在域外出版市场的成败，其重要性不容小觑。在这一方面，以中国外文局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出版相关机构同汉学家的选题合作具有典型意义。自2006年起，中国外文局每年举办一届“国际出版选题策划会”，邀请世界各国汉学家为中国主题图书海外出版选题策划贡献良策。[6]

　　汉学家参与选题最突出的特点是“挖掘域外读者共情类选题”，即汉学家群体根据自身兼通中外两种文化的知识经验，通过专业性的跨文化对比观察，探寻中外两种文化的共同价值、文化交集点或文化共识，以此确定可能引起本国读者群体共情、共鸣的选题，如由中译出版社与突尼斯东方知识出版社联合成立的“中译—东方知识中国主题国际编辑部”，其国际合作部主任由突尼斯汉学家芙蓉担任，其策划出版的《马云与阿里巴巴》（阿语版）引起了突尼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她指出“阿里巴巴是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而马云是世界著名的中国企业家，马云与阿里巴巴两种元素自然而然是阿拉伯人的兴趣点，所以这本书必将成为阿语市场的新宠。”[7]

　　2.中国主题图书高质量内容的编校把关者

　　在内容编辑与审校方面，汉学家群体与普通商业出版社的编辑在对中国主题图书的书稿处理方式上存在差异。正如葛浩文所言：“一般不懂中文的西方商业出版社编辑会根据当代英美小说评价标准和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对译稿提出修改意见，最喜欢做的就是删和改，对汉学家而言，往往要站在作者的立场与编辑据理力争，以保留更多的原文要素。”[8]相对而言，汉学家群体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汉学家长期从事跨语言、跨文化乃至跨学科的学术研究，拥有更加丰富的、立体的、亲历性的中国文化知识训练，更加熟悉中外不同类型的叙事体系、话语模式与文化价值取向；二是汉学家善于将其获得的中国文化知识、思想与价值取向，以更贴近西方话语和思维习惯的方式表达呈现出来。对于西方民众来说，汉学家的中国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中华文化自我推介中的话语、思维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隔阂。[9]所以，汉学家在中国主题图书内容编辑上的优势是其他普通编辑无法企及的。

　　以俄罗斯汉学家魏德汉审校中国主题图书为例，他在接受“世界汉学家口述史”作者采访时指出：“当审校到‘火烧圆明园’书稿时，我发现其中的‘园’被译为俄语中‘公园的园’，这一个不起眼的翻译很大程度上会误导俄语读者，让其误以为烧毁的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园而已。所以，我将其修改为‘宫殿的宫’，因为它本质上就是中国皇帝的行宫。其实，像这种类似的案例有很多，中国主题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需要精通中国文化与中国叙事话语体系的汉学家的协助。”可见，汉学家群体审校中国主题图书时更容易发现隐蔽性强的、非常识性的错误文本，他们是提升中国主题图书出版质量的关键，更是中国出版“走出去”内容质量的“把关者”。

　　3.中国主题图书的职业出版人

　　在成为职业出版人的道路上，尤其是以中国主题图书出版为经营主线，创立出版社的汉学家数量越来越多。一部分汉学家成为职业出版人的动力源于中国出版“走出去”资助政策，以及中国主题图书广阔的市场前景，如埃及汉学家白鑫2011年创立的希克迈特文化投资出版公司至今已翻译出版1000余种中国图书，包括政治类题材的《中国道路——奇迹与秘诀》、扶贫类题材的《乡村国是》，童书类题材的《念书的孩子》《美猴王系列丛书》，历史文化类题材的《丝绸之路》《中国历史十五讲》等。经过10余年的发展，希克迈特文化投资出版公司的中国主题图书出版业务取得诸多成就，其中，《中国道路——奇迹与秘诀》阿语版一度登上了埃及畅销书榜单，《中国历史十五讲》阿语版于2015年获得中国丝路书香工程资助项目支持，并在2021年获得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两大翻译奖之一——“谢赫哈马德翻译与国际谅解奖”，《念书的孩子》阿语版于2023年获得埃及文化部颁发的“儿童文学最佳翻译奖”。同年，《丝绸之路》阿语版和《中国当代文学史》阿语版获得埃及文化部国家翻译中心翻译奖两项提名。作为创始人的白鑫在2015年荣获第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和中国出版集团图书“走出去”贡献奖，被称为“当代阿拉伯世界的马可·波罗”。

　　另一部分汉学家群体成为职业出版人是由于本国缺少汉学家的发声平台，所以创办以中国主题图书出版为主要经营业务的出版社，用以改变本国社会各界对中国文化习惯性误读等现象，以及汉学家在中国问题讨论方面长期沦为话语弱势群体的现状。如2007年德国汉学家杭曼青、沙敦如夫妇就创立了高僧庄东亚书局，为德国汉学家群体提供有力的成果发表与出版平台，其出版的《凤毛麟角系列丛书》《汉代丛书》等在德国图书市场广受好评。此外，意大利汉学家雪莲创立的花达西亚出版社、捷克汉学家李素创立的XIN出版社，近年来在中国主题图书的海外出版与传播方面也都取得显著成就。

　　三、汉学家传媒角色赋能助力中国出版

　　“走出去”的价值考量汉学家群体的传播行为对中国出版“走出去”事业产生重要影响，在中国主题图书参与国际出版市场竞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汉学家以“多元化”“中介性”的传媒角色介入中国主题图书的翻译、选题策划、编辑、版权输出等国际传播工作中，改变了国际出版集团对中国主题图书出版的刻板观念，提升了其出版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通过盘活大量具有传播潜力与传播效能的中国主题图书资源，协助中国出版机构提高版权输出工作质量，开拓了中国主题图书出版在国际市场上的良好前景；积极拥抱先进的数字化技术，紧跟国际出版市场趋势，率先构建中国主题数据库，推动了中国主题数字出版物的国际化传播。

　　1.扭转国际出版集团的刻板观念，提升“中国主题图书”海外出版主动性

　　纵观中国主题图书海外出版与传播发展史，其出版主体主要有三大类别：一是西方汉学家、华裔学者与学术类出版社组成的出版主体；二是以外文出版社为代表、承担外宣任务的中国出版机构与相关翻译团队组成的出版主体；三是西方商业出版社与汉学家、职业译者组成的出版主体。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主题图书的海外出版与传播主要由第一类出版主体完成，更多从学术层面聚焦对中国知识的翻译与出版工作，这一时期的外国出版社，尤其是商业出版社对中国图书了解非常少，对出版中国主题图书更是缺乏兴趣，[10]甚至在国际出版市场上针对中国主题图书出版形成了“缺少读者市场、盈利性差”的刻板观念。所以，在此背景下，汉学家长期主动发起中国主题图书的译介与出版项目，或是在取得中国作者授权、译完书稿后与出版社对接，解决译稿的出版问题，或是将译稿样张直接递交出版社，而外国出版社则更多是被动性接受出版合作。需要指出的是，汉学家群体在此类出版模式中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与精力成本，而且一本中国主题图书的成功立项，往往只有在汉学家的文化价值取向与出版社的商业价值判断达成共识后才能实现。由汉学家发起的中国主题图书译介出版工作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如汉学家葛浩文于20世纪90年代发起的《红高粱家族》英文译介与出版项目，相关图书在1993年由企鹅（美国）出版集团出版，取得巨大成功。2001年《红高粱家族》被美国《今日世界文学》杂志评为75年来全世界40部杰出作品之一，是当年入选的唯一一部中国小说。可以说，自中国主题图书出版取得成功后，外国商业出版社的被动合作观念不得不进行改变，开始主动发起中国主题图书出版项目，积极寻求同汉学家群体的译介与出版合作。[11]如2005年企鹅（中国）出版集团以10万美金购买姜戎的《狼图腾》全球英文版权，并主动邀请葛浩文作为英文版的译者，成为该公司落户中国后的第一个重大项目。尤其是在中国陆续推出支持出版“走出去”的相关政策，以及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外国商业出版社对开展中国主题出版业务的主动性更加突出，而此时的汉学家群体，尤其是以葛浩文为代表的一大批知名汉学家，不仅是商业出版社的首选签约译者对象，更是其开展中国主题图书营销的符号资本或文化资本。

　　2.盘活中国主题图书资源，提升中国图书版权输出工作质量

　　中国作为出版大国与文化大国，拥有庞大的图书资源，对于中国出版“走出去”而言，中国主题图书的资源长期处于尚待充分开发状态。在这一领域，职业版权经纪人无疑对中国图书版权输出做出了突出贡献。而汉学家群体作为学术性团体，在中国出版“走出去”工作中长期扮演着“中介性”角色，一方面对接中国作者和出版机构，另一方面对接国际出版机构，在中国版权输出方面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相比之下，职业版权经纪人的业务活动主要基于商业视角，从事的是中国文化的盈利性活动，虽然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追求，但更多是以商业价值来判断中国图书的版权输出业务。而汉学家群体的业务活动主要基于文化角度，从事的是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与传播事业，对于中国图书的版权输出选择更多是根据其所具有的文化价值，以及该群体对图书学术性与专业性的判断。因此，对于中国图书版权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汉学家群体是职业版权经纪人的有机补充。

　　以土耳其汉学家吉来助力中国图书版权输出业务为例，作为土耳其实业银行出版社的中国主题出版顾问，吉来通过自身对中国文化知识的了解以及对中土两国文化的比较与思考，将一系列具有文化代表性与传播价值的中国图书版权推荐给土耳其实业银行出版社、哥白尼出版社等相关出版机构，完成版权购买与土耳其语版本的出版。包括《习近平讲故事》《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论语》《庄子》《孙子兵法》《古船》《隐身衣》《穆斯林的葬礼》等在内的图书版权成功输入土耳其。其中，《孙子兵法》土耳其文版一经出版就成为土耳其十大畅销书之一，再版7次，重印21次，销量达30万册；2019年出版的《习近平讲故事》土耳其文版已经重印4次；2021年出版的《论语》土耳其文版重印4次；2021年出版的《鬼谷子》土耳其文版已售出2万余册，重印4次；2021年出版的《猫城记》土耳其文版已经再版3次、售出1万余册。[12]此外，《穆斯林的葬礼》土耳其文版同样引起了土耳其文化界的共情与共鸣，自出版以来获得大量读者好评。中国图书版权输出土耳其的成功案例说明，汉学家依靠其专业性视角与文化价值评判，在中国主题图书的资源开发、利用以及国际传播工作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是中国出版“走出去”工作质量的保障。

　　3.引领国际出版市场全新趋势，引发中国主题数据库的规模化构建与海外传播

　　在数字化技术飞速发展背景下，数字传媒技术的应用日益成熟，对于传统图书出版业态而言，这无疑是一场彻底的出版“革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数据库的开发与构建等数字出版业务成为国际出版市场新的增长点。如今，数字资源汇集方式、知识关联形态、数据库经营模式以及相关技术已相对成熟，但大部分的数据库开发、资源集聚项目都由跨国出版集团主导。而在中国主题数据库构建方面却由汉学家群体首先倡议发起，引领了国际出版市场在中国主题数字出版业务方面的发展新趋势，进一步促进了汉学家群体、跨国出版集团对中国主题数据库进行规模化构建与传播。

　　以20世纪70年代美国汉学家郝若贝发起的宋史人物数据库为例，该数据库经哈佛大学汉学家包弼德等人前赴后继的努力，目前已将宋代、唐代、明代等朝代的历史人物的所有资料录入计算机，能够提供生卒年月、籍贯郡望、亲属关系、及第过程和官场履历等信息，是一个包含专业研究在内的学术专题数据库。目前该数据库已更名为“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项目”。自此之后，大量汉学家开始加入中国主题数据库的建设中，如20世纪90年代耶鲁大学汉学家韩森在亨利·鲁斯基金会的赞助下，与中国学者合作建立了“高昌资料库”；1997年汉学家纪安诺在美国“古代中国研究学会”协助下编制开发了中国出土文献电子档案数据库；密歇根大学的中国信息研究中心将中国政府每年发布的统计数据译成英文并建立中国主题统计数据库；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依托汉学家、日本学家等群体建立的全世界亚洲研究文献目录数据库；[13]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制作的《玲珑》女性杂志数据库；伯克利大学的中国石刻拓片数据库；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与哈佛燕京图书馆联合开发的明清妇女著作全文数据库等。

　　汉学家群体从事中国主题数字出版的初衷是开展学术研究，但其取得的巨大成就及产生的影响力，在中国主题图书的国际出版市场上引起轰动，吸引了许多跨国出版集团的关注，并促使其快速在中国布局相关数据库的资源集聚与构建业务。如荷兰威科集团于2007年推出“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的中国专题库，该数据库收录了中国1949年至今的中央及31个省市自治区的所有法规，其中重点城市还包括县级法规数据，以及征求意见稿、草案、官方法规解释等相关数据，囊括法律、案例等数据量近百万，相关数据做到了及时更新。该数据库已成为世界了解、研究中国法律的重要数据库，也为中国法律知识的国际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此外，2012年威科集团与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卫生部宣传中心）确立合作协议，2022年又与中华医学会（目前中华医学会下设7种英文医学期刊）签署了共建中国临床案例数据库的合作协议。[14]从已掌握的相关资料看，威科集团的数据库核心业务从中国法律数据领域逐步扩展至中国医疗与健康数据领域，并逐步加快相关专业资源集聚步伐。

　　结语

　　目前，中国出版界与汉学家群体的合作初具规模，合作机制日趋完善。汉学家的国际传播价值日益凸显，其国际传媒角色的独特性与优势不可忽视。一方面，绝大多数的汉学家既是中国文化的伯乐，也是“中学西渐”的推动者，他们通晓中外两种文化，熟悉两者的叙事模式与话语体系特点，对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具有信心，对中国文化域外传播拥有专业化的学术积累与深刻的传播实践体会。[15]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没有中国文化血统或中国文化基因的国际出版业务实践是无本之木，开展具有中国文化血统或中国文化基因的国际传播工作，是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传播力的根本，汉学家这一群体在中国出版“走出去”实践中恰好具备这方面要素。所以，中国学界与业界应高度重视汉学家的传媒角色和赋能工作，不断开发、优化汉学家合作资源，不断总结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经验，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略）